近些年,文化界一些名人相继去世。盖棺定论,同业中人普遍给予了高规格的评价,尤其是对演艺界的名人,圈内更是不吝美言,“著名”似乎还觉不够,动不动就加封“大师”的称号,而且屡屡见诸报端。听多了看多了不免也让人心生疑惑:这“大师”的称号有没有个标准?

　　《辞海》对“大师”的解释是这样的,“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巨大”一词表示其分量之重,“宗仰”一说标志公众对其评价之高。由此看来,这大师的称号虽然没有个“硬杠杠”,也不须哪个权威部门批准,却也不是一般人就能企及的。

　　在京剧艺术高度繁荣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名满天下,但被尊称为“京剧艺术大师”的仅梅兰芳一人;同一时代,我国相声艺术迅速发展,相声表演名家何止成百上千,但被称为大师者也就是侯宝林。现如今,仅相声界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代大师”,这种“人才井喷”的现象似乎有违发展规律,否则,那曲艺界还有必要为相声艺术衰落发愁吗?

　　我国文化人向来把大师的称谓看得很神圣,在他们眼里,“大师”的称号不是随意授予的,当然,也不是谁都想得的。今年年初,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曾在病榻之上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摘下来吧!身为著名的语言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佛学家、翻译家、散文家,特别是在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语言研究等方面,独步学坛,堪为一代宗师,但季羡林仍坦言国学恰恰不是他研究的方向,他也更不想要“国学大师”这顶帽子。

　　无独有偶。书法家、教育家启功生前对“戴高帽子”也同样激烈反对。他曾对友人说:“现在有人给我戴高帽子,说什么我是天下第一笔,我根本没有讲过。吹捧我的文章太多,这不是捧杀我吗!这是存心让我死后都不得安宁啊!”为以正视听,他1977年就曾在《自撰墓志铭》中写道:“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一段时间以来,戴高帽子现象愈演愈烈,有人形容为“帽子漫天飞”。虚假的繁荣,虚拟的高峰掩盖不了某些行业、艺术整体滑坡的现实,而且,越是那些“名人一大堆”、“大师云集”的地方,艺术空气也往往越稀薄,艺术成果也越凋敝。图虚名必招实祸,这难道不是“捧杀”的恶果?更有害的是这种现象给文化界带来了浮躁之风。

　　面对红尘滚滚、帽子乱飞的现象,文化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挺身而出。季羡林先生“昭告天下”是何等的决绝,启功先生反对高帽子又是何等的鲜明!如果文化界多一些这样的大家风骨,乱戴高帽子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