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吃软饭、打群架、混黑社会、梦想是在闹市拿刀砍人……这样的古惑仔形象能和“诗仙”李白画上等号么?北京大学古代 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坚持认为,李白是唐朝排名第一的古惑仔,他专门写了一本名为《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的书。(7月29日《江南时报》)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如果继续娱乐,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文化经典的解构越来越语不惊人死不休了,于是我也终于理解了中国当代文学为何不怎么景气了。
我没有看过《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这本书,但就这个逻辑命题,我还是可以推理一些基本面上的东西:一是我们的文化研究似乎已经到了穷尽的地步,实在没有什么伟大崇高、理想信念值得思考了,于是便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构建一种瞠目结舌的文化关联,诸如李白和古惑仔、李清照和风尘女等等,反正都是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二是这些恶搞不仅充当着伟大作品或文化常识的寄生虫,而且开始颠覆着文化主阵地、并最终收编于商业社会的利益规则,瞄准畅销书单的令箭或许正是研究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真实根源;三是再次体现“瞎说无禁区”的超自由主义现实文化空间,比之于法国有专门机构管理名著的改编、弄得谁都休想利令智昏地恶搞《悲惨世界》;日本人认为《源氏物语》所表现的“物哀”乃是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和传统审美意识的内核而保持群体性严肃、恭谨、虔诚和敬畏的姿态,我们的专家学者要“幸福”多了。
韩国《京乡新闻》此前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国的恶搞之风已愈刮愈烈,不能再让影响青少年成长的这些所谓的‘搞笑’作品泛滥成灾了”,并以此警示国民。对此,作为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檀讲师,作为理应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精英,在骄傲于自己的研究硕果《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之余,不知究竟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