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来源：广州日报

　　3月21日，原湘潭市发改委主任潘翔凌受贿、挪用公款和贪污案开庭审理。其违法所得主要用于赴澳门赌博及个人开支。（3月23日《三湘都市报》）

　　其实，情节类似而更加“重量级”的案子，此前已有许多。如此说来，潘翔凌案似乎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但是，该案在平淡之中，仍然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为何公诉机关在对潘的指控中，缺少“赌博”这样一条重要的罪名？

　　我们知道，2005年，中纪委、公安部等发起了被称为“禁赌风暴”的专项整治行动。当年5月，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官员出境赌博，构成赌博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如果说，此前的许多高官涉赌案，追究他们赌博犯罪还缺乏明确法律依据；那么，在两高司法解释之后，“赌博”仍然不能成为追究腐败官员的单独罪名，无疑就让人感到相当费解了。

　　当然，现实地看，增加一项赌博罪，就腐败官员的处罚力度而言，作用可能不会很大。因为，依据现行《刑法》303条，赌博罪量刑不算太严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但是，因此便忽视对“官赌”严格的法律追究，十分不妥当。这样做，不仅涉嫌“有法不依”，而且，会无形中淡化对官员赌博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助长“贪—赌”型的腐败现象。

　　据报道，潘翔凌事发前频繁出境赌博长达5年之久。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其嗜赌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贪污贿赂一直能隐而不发？我想，有关部门对官员涉赌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乃至轻视麻痹，或许正是重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