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刚   来源：文新传媒—东方早报

　　桥据《东方早报》3月21日报道，上海市卫生局正联合市人大、市政府下属有关部门，开始着手开展控烟的立法调研工作，上海禁烟的地方有望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扩大到“所有室内工作场所”。报纸将“室内工作场所”解读为“办公室”，也没有什么错。据悉，原来的政府法规也将被上升为地方性法律。

　　现行的《上海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于1994年颁布实施，1997年修正后重新发布，影剧院等8大类场所被列为禁烟场所。但《规定》自颁布至今已有十余年，其条款规定的内容已难以适合当前形势的需要，扩大禁烟范围，将更多公共场所列为禁烟对象势在必行。

　　一般认为，更高层级的法律有着更强的约束力，基于这种认识，厌恶吸烟者不免对这种立法意向心怀好感。然而问题也许并不在法规的升级，因为在《上海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之外，我们其实已不乏更高层级的立法。比如《烟草专卖法》第5条就规定：“禁止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早在1997年，全国爱卫会、卫生部、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以及民航总局等部门还联合制定了《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这些法律和规章在颁布施行以来，由于并无执法主体、执法程序等细则来确保禁令的实现，因而常常被当作“软法”，事实上成了一种宣示性条款。上海此次欲借地方立法权以完善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执法操作规程，无疑令人期待。而如果仅仅将立法突破放在“禁烟场所”的扩大上，则不免有“叠床架屋”之嫌。旧法尚未被有效施行，新法又何以能够禁出烟灭？

　　一个显而易见的执法难题在于，“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如何监管？由谁监管？发现有违法令者，又当由何部门作出何等处罚？实施层面这种种困境如果不予突破，新法的创设很有可能只是又增添了一部“纸面上的法”。

　　禁烟当然不能一味依赖道德倡导。对烟民们而言，香烟包装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以及医学专家们提供的种种触目惊心的例证都无法说服他们，以法律包装起来的道德倡导同样将徒劳无功。何况法律之不同于道德，正在于它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他律行为。欧陆等国也曾一度受困于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执法尴尬，例如，定思痛之下，法国政府痛派出了17.5万名“烟警”负责巡逻和检查，这些“烟警”有权对违反禁烟法令的人施以75欧元以上的罚款。据说这一做法赢得了法国舆论的普遍好评，中国媒体对此也津津乐道。但上海的地方立法基于国情无法照搬法国的做法，何况在巴黎街头手夹烟卷吞云吐雾的女郎至今随处可见；而且在中国，禁烟问题还在法律之外。

　　其中最大的困扰是整个烟草业的利益纠葛。据《瞭望新闻周刊》去年的报道，目前我国卷烟企业已从四年前的180多家减少为31家。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提供的数据，2006年，我国卷烟消费税完成1134亿元，烟草业完成利税2900亿元，仅次于石油业。粗略统计，全国有5000多万人口的就业与生计与烟草业有关。我们不得不客观地看到，无论从这个行业对财税收入的贡献，还是在解决就业、提高烟草生产地的居民收入方面，如此庞大的产业和就业人口，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出现替代产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虽然没有与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产生正面冲突，但至少两者是“别扭”的，法律的执行效果，甚至在法律之外就打了“折扣”。又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在个别省份，烟草业产值长期占地方GDP的50%以上，税收更占到财政总收入80%以上。面对这种地方经济结构，如果吸烟是慢性自杀，那么禁烟无异于经济上的立刻自杀。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纪伯伦笔下的《法律》所说：“你们乐于立法，但更乐于破坏它们。如同海边玩耍的孩子，孜孜不倦地搭建沙塔，再笑着将它们推倒。”没有人否认吸烟严重危害健康，但如果忽视法律所无能为力的社会经济环境，结果已为上文所引之《烟草专卖法》第5条的现实命运所昭示。当前，我们只能说，控烟比不控烟好。长远来看，则涉及对烟民的教育、产业调整等等，这岂止是一部法律解决得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禁”字所能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