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自梅

　　小时候，家里常常为柴火发愁──家里的土灶每天需要不少柴火烧水做饭。

　　那时候，除了从生产队里分得极其有限的稻草、麦秸、棉梗以外，主要靠青壮年男人到山里砍柴。进山得走几十里路，男人们往往是半夜三更出发，日落西山还不一定能回来。挑回一担百来斤的茅草和树枝，人已累得半死。我们这些娃娃们就到田边地头割一些杂草，或者摘松果、挖树根、捡干枯的树枝，给家里凑着烧。

　　到我参加工作时，开始烧煤了，但买煤要凭煤票供应。我和老公均为农村教师，栖身的学校比较偏僻，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买煤得到5里以外的镇上。学校不通汽车，四周都是田间小路，稍微好走一点儿的，也只有两三米宽。逢到煤烧完了，我们就到附近农家借来平板车，到镇上惟一的煤球厂排队。由于买煤的人很多，而每天煤的供应量又有限，我们常常买不到煤，只得原路返回，再跑第二趟甚至第三趟。白汗累成黑汗，买回的煤，还不一定好烧。浓浓的烟雾，常常熏得人眼泪直流。做一顿饭，得花一两个小时。有时还只能买到散煤，拖回后自己搓煤球或者做煤饼。

　　后来，镇上有了燃气炉和煤气罐卖，液化气才慢慢进入我们这些寻常百姓家。液化气干净、方便，但灌气还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虽然能够打电话让别人代灌，但那毕竟要支付报酬。

　　今年，我家用上了天然气，管道直接通到厨房里，与自来水一样，开关自如，源源不断，要多方便就有多方便，而且比液化气火力更旺，价格更便宜。

　　从柴火到煤、到液化气、到天然气的变迁，使我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改革开放3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