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花

　　“做官即不许发财”，最早是吉鸿昌提出来的。1920年，吉鸿昌将军为了告诫部下清正廉洁，亲笔书写了“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然后烧制到细瓷茶碗上分赠部下。吉鸿昌在当时社会腐败的情况下，提出这个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令人欣喜的是，上海市某区纪委、监察局给全区3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分赠的贺年卡上，同样写着7个醒目的大字：“做官即不许发财”。这个贺礼送得好，很值得称道。

　　然而，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却贪污受贿，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应该说，陈良宇原本不姓“贪”，也不是“根里坏”，能当上上海市委书记，既说明他曾经付出过超多的汗水，也说明了党组织对他的培养、关心和信任。他本应该好好珍惜，踏实工作，勤政为民，但由于他在权力观上出了问题，把手中的权力视为特权，把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权力当成谋取个人私利和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从而做出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家人”的事，真是可悲可叹。

　　毫无疑问，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但也有少数人由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其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偏移。他们把做官看成是发财的捷径，把公仆的身份当成谋取私利的资本，一旦当官，便干起贪赃枉法的罪恶勾当，败坏了党的声誉，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堕落成为腐败分子。

　　“做官即不许发财”，实为为官者的座右铭。纵观历史，凡做官发财者，大多没有好下场。清朝大奸臣和珅搜刮民财“有方”，他聚敛的家私超过国库，可谓风光一时，可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被判死刑，他们都因贪财而受到法律的严惩。

　　“做官即不许发财”，是对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七品知县徐九京尚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何况我们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

　　当然，作为党的干部，仅仅把“做官即不许发财”作为警句写在纸上和挂在墙上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只有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杜绝 “59岁”疯狂敛钱、“30岁”想捞就捞现象，坚持不为金钱所惑，不为贪欲所累，不为私利所牵，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才能上不愧党下不愧民，做一个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