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资料图片）

　　“我要是自杀了，人家就说我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说我畏罪自杀，那就说不清了。我说快快吃饭吧，饭菜都凉了。”

　　贾植芳：逆境中身体最重要

　　羊城晚报：您的第一篇小说是《人的悲哀》。因为这篇小说，才有了您同胡风的缘分，这似乎很有些宿命色彩呢。您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您用了半生经历去证明“人的悲哀”，您认命吗？您灰心过吗？

　　贾植芳：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任敏从老家来上海探亲。有一天，我在批斗会上挨了打，头上流了血。中午一回到家，我就倒在地下，把她吓坏了。我坐起来后，不说话，她以为我想不开，劝我想开点，千万不要寻短见。我说，这算不了什么，多少年我都过来了，还怕什么？我要是自杀了，人家就说我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说我畏罪自杀，那就说不清了。我说快快吃饭吧，饭菜都凉了。我们一边吃饭，任敏一边讲家乡的事情。她说乡亲们说，她来上海探亲，是织女会牛郎。我说，不是会牛郎，是会牛鬼。我们哈哈大笑。

　　羊城晚报：1976年秋天，就是“四人帮”倒台那段时间，读您那时的日记，看得出您对政治形势的变化非常敏感，经常把“两报一刊”社论寄给任敏看，您那时知道自己会平反吗？

　　贾植芳：你读读我1977年的信件，那时还没有给“胡风集团”平反的动静。10月4日这篇，是写给任敏的信：“今天我年过六十，经过三十多年的残酷的生活历程，才完全正确地看懂了这本中国历史，同时，也使我不胜怀念我们年轻时的正直的生活。这三十年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长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气质和纯正……”这篇日记一年后，也就是1978年9月22日下午，在学校印刷厂开大会，宣布我解放，摘掉我反革命的帽子，称我为“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