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新闻网】　2008年的5月9日，王元化先生去世；而此前半个月的4月24日，贾植芳先生已先走一步。知道这两个名字的人大多属于知识界，且大多在中年以上。可是，后来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的学术人生堪可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留下注脚。

　　王元化（资料图片）

　　三个多月前，追赶着生命的脚步，记者专程去上海采访他们。王元化88岁，贾植芳92岁，两人各自住在不同的医院里。当时，两位老先生精神尚好，他们把一生的经历，都浓缩在貌似随意，却意味深长的交谈中。

　　以下摘录的是当时的交谈片断，以此作为本报对两位先生的纪念。

　　“我期盼将自己历尽艰辛获得的真知与人共享，哪怕要等很久，哪怕在我生前仍然不能得到理解，我也心甘。”

　　王元化：等待中的思想先驱

　　羊城晚报：我们知道您一生经历坎坷。在上世纪50年代胡风冤案中，您坚持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导致自己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您蒙受冤屈20多年，平反后发表了许多反思既定观念的理论文章和著作，这种爆发力是怎么来的？

　　王元化：我是在1955年受到胡风案件牵连，被隔离审查期间，才开始接触哲学的，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思想集中地读过书。我读完了马、恩、列的哲学著作，然后集中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反复读了四遍，是黑格尔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我还集中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莎士比亚戏剧集》。我那时记下了读书笔记，反思过去那些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丧失了身体自由，却享受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这些笔记在20年后都整理成文发表了，我后来的很多观点，都是在1956年读书时萌发的。

　　羊城晚报：这么说，是苦难成就了一位思想家。

　　王元化：在1955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我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再认识和再估价。艰难岁月有可能使环境施加在人身上的痛楚、有可能使那些令人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从而产生深沉的思考。我在获得这些思考的同时，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是命运的安排。